中国地产业、建筑业、建材业、投资业高规格年度盛会；
中央领导、部委领导、行业高层、媒体记者齐聚人民大会堂；
投资商、开发商、建筑商、采购商、设计师、策划师、管理者云集互动；
政策探讨，业务交流，项目洽谈，采购对接，新品推介，成果转化，商机无限。

一、论坛组织
指导单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
主办单位：中国房地产业协会
中国建筑节能减排产业联盟
支持单位：中国建筑业协会
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
全国市长培训中心
中国可再生能源协会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亚太建设科技信息研究院
全国高科技建筑建材产业化委员会
  承办单位：建设部《城市住宅》杂志社 
中国城市住宅产业年度影响力活动组委会                

二、会议时间及地点
时 间：2008年12月21日
地 点：北京人民大会堂

三、参会人员
国家领导人、相关部委及全国各地建设主管部门的领导；部分分管城市建设的市长；科研设计院所的领导和专家；建筑规划、设计、施工、房地产开发、新型建材部品企业代表；中外投融资机构；欧盟商务采购团；中央主流媒体。
   
四、论坛内容及会议日程
２1日上午：房地产宏观调控及有关最新政策解读；领导、专家作主题报告；发布2008年中国责任地产?科技建筑年度新闻榜和获奖名单。
２1日下午：经验交流及项目洽谈会。
２1日晚上：联谊晚宴。
２2日：参观考察国家奥运工程

具体安排如下：

时间: 2008年12月21日.上午  地点: 北京人民大会堂
主持人:  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朱中一
日期 时间 发言人及题目
12月21日上  午 9:30 主持人宣布开会 介绍来宾
 9:40 国家发改委、国资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领导致词
 10:0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 齐骥主旨报告：住房保障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10:2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 王铁宏：关于如何通过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中国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10:40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中国建筑学会会长 宋春华：中国房地产业如何应对困难走出低迷的对策及前景展望的报告
 11:00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 江忆：建筑能源系统节能技术与应用策略的报告
 11:2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常务副主任 金德钧 发布：2008年中国 责任地产?科技建筑 年度新闻榜和获奖名单
 11:45 颁奖仪式
 12:00 获奖代表发言
 12:10 退场、集体乘车回国谊宾馆
备注:  1、报到时间 12月20日下午14:00～23:00 北京国谊宾馆迎宾楼一层大厅
 2、会议入场 12月21日上午8:00～8:50人民大会堂
  每柬限一人，接受安检。参会人姓名、携带摄像、照相器材和宣传资料需提前通过组委会向人民大会堂造册备案。
 3、会前合影 12月21日上午9:00～9:20
  请着正装，领奖代表在签到时胸佩大红花在合影与开会时按名签在前排就坐、中央及各部领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贵宾室签到就坐。
 4、会后乘车 12月21日中午12:20前在人民大会堂西门口乘车前往北京国谊宾馆就餐
 5、就餐地点 13:00在北京国谊宾馆贵宾楼一层餐厅

时 间:2008年12月21日.下午  地点:北京国谊宾馆迎宾楼三层第一会议室
主持人:  住宅和城乡建设部科技委常务副主任 金德钧
日期 时间 发言人及题目
12月21日下  午 13:40 入场
 14:00 宣布开会 介绍来宾
 14:10 著名战略管理专家、清华经管学院资深教授、博导刘冀生：中小企业营销战略
 15:00 国家体育场“鸟巢”中方总设计师、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李兴刚：先进适用节能减排技术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中的综合应用
 15:20 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朱中一：
当前中国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反思及对策
 15:50～17:50 节能减排技术及经验交流
 17:50 小结
 18:30 晚餐 国谊宾馆

参  观  考  察
时间: 2008年12月22日全天参观考察国家奥运工程。
主题: 先进节能节水节材智能化环保集成技术体系在奥运工程中的运用。
参观地点：1、国家体育场（鸟巢 ）。2、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3、国家体育馆。
4、国家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备注 1．乘   车： 12月22日上午8：30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门口集合上车
  参观奥运工程需一天时间，由于参观专业技术重点不同，组委会将统一送到“鸟巢”并配发食品饮料，各位代表可自行选择参观内容和线路，下午自行返回。
 2．住宿退房： 在国谊宾馆住宿的代表，如在晚6:00点前退房，可按当天半日结算。
 3．返程票： 返程票可在商务中心自行购买

五、媒体宣传
    （一）媒体
电视电台：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凤凰卫视及地方电台、电视台。
综合类：  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京华时报、新京报、北京现代商报、华夏时报、北京青年报、重庆日报、解放日报
财经类：  中国经营报、经济观察报、 21 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财经时报、经济日报。
专业类：中国建设报、城乡建设、中国房地产报、新地产、安家、地产互动、红地产。
网站类：中国价值网、中国建筑网络电视、新华网、新浪网、搜房网、焦点网。
    （二）大会特刊：
届时建设部《城市住宅》杂志将编辑出版一期 责任地产?科技建筑 特刊，对论坛进行全方位展示。

六、盘点活动
    （一）盘点内容
    1、主题盘点
    ●中国十大责任地产企业与十大科技建筑
    2、专项盘点
    ●中国十大科技创新典范楼盘；
    ●中国十大太阳能应用典范楼盘；
    ●中国十大特别贡献科研院所；
    ●中国十大绿色施工企业；
    ●中国十大住宅科技特别贡献人物；
    ●中国十大优秀节能环保建材品牌；
    ●中国十大国际建筑节能环保品牌；
    （二）申报要求
    1、楼盘参选条件 
（1）规划布局合理、功能设施完善、社区建设空间组合独具特色，交通出行便捷，道路分级明确，符合节能、节地、节材、环保原则；
（2）建筑单体造型美观，采光、通风良好，小区配套齐全，充分体现人文关怀；
（3）建筑节能达50%以上，绿色生态指标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4）住宅设计理念具有显著创新点；
（5）城市标志性建筑和部、省、市级科技示范项目具有优选权；
（6）综合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2、企业与人物参选条件 
（1）荣获过省部级奖励有优选权；
（2）在推广科技、节能、绿色、生态、健康地产方面成绩突出；
（3）企业在推动环境保护、促进文明建设、主动回馈社会等方面做出过突出成绩；
（4）有较强的核心竞争力，有突出的企业文化和创新精神，开发的项目为当地明星楼盘；
（5）有突出的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号召力和影响力，企业在品牌塑造上有独到创新点；
（6）具有行业影响力及社会责任感；
（7）求真务实、公道正派、锐意改革、开拓创新，多年来致力于中国房地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健康发展；
（8）所创品牌成长迅速，品牌效益显著，居于行业领先地位；
（9）资本市场运作成绩显著。
  3、新材料新部品新技术参选条件
（1）建设领域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等，具有突出创新点；
（2）符合建设部《推广应用新技术和限制、禁止使用落后技术》公告要求；
（3）技术先进、成熟、辐射能力强，适合在全国或较大范围内推广应用；
（4）产品（或技术、材料、设备）已研发成功，并经过国家相关部门（机构）评估、鉴定，已经进入市场；
（5）不存在侵权问题、质量问题、负面影响；
（6）科技含量高，推广价值大，市场前景广阔；
（7）对推动行业进步有重要意义。
4、新材料新部品新技术申报范围：
（1）结构体系（混凝土结构、砌体结构、钢结构、大跨度楼盖结构等）；
（2）厨卫部品体系（变压排气系统、陶瓷片密封水嘴、环保橱柜、同层排水系统、节水座便器、阀门等）；
（3）设备部品系统（给排水管道系统、建筑电器系统、智能化系统等）；
（4）采暖供热节能技术（户式燃气采暖系统、钢、铝、铜轻型散热器、内腔无砂铸铁散热器、恒温控制阀与热计量表、地板辐射采暖系统等）；
（5）空调节能技术（节能空调、变频空调、中央空调等）；
（6）围护结构节能技术（外墙保温技术、节能门窗、钢、铝、塑、铝木复合中空玻璃节能窗、遮阳等）；
（7）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太阳能、地源热能、水源热能、空气源热能、风能利用技术等）；
（8）节能照明系统；
（9）消防系统；
（10）新型建材（防水材料、内外墙涂料、密封材料、建筑结构密封胶等）；
（11）居住区公共设施与环境技术（使用水净化、污水处理、中水回用、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综合处理技术）。
5、申报材料
（1）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房地产企业相关资质复印件、项目建设手续复印件。
（2）近期合格的产品质量检测报告复印件。
（3）质量体系、环境标志等认证证书复印件。
（4）企业、产品、项目、个人近年获得荣誉证书复印件。
（5）1000字以上企业、产品、项目、个人简介材料及若干彩色照片、广告宣传彩页，并提供电子版。
（6）填写《宣传报名表》，加盖公章。
6、申报程序：
（1）采取单位自愿申请、行业机构推荐、行业专家提名相结合的办法产生候选单位，由候选单位根据要求报送申报材料（寄送、传真、电子邮件均可）。
（2）在全国广泛征集典型案例，并由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相关专家对申报企业、产品、项目、个人进行评审。
    （3）2008年12月2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揭晓荣获“2008年度全国十大责任地产企业与十大科技建筑”结果。

七、参会费用
    1、参会费用
参会代表：会期一天，每人1000元（含会议资料、精美礼品、会议餐费），食宿自理。
参观考察：每人400元（含包车、门票等）
2、宣传费用
本次活动主办单位不收取任何评审费用，宣传推广活动自愿选择参加，详见《宣传报名表》。

八、联系方式
    秘书处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19号1418室     邮编：100044          
    联系人：王俊           电话/传真： 010-80502176    手机：13611313597
    电子邮箱：nomadj@126.com

一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加大扶贫开发力度。三是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完善高速公路网，安排中西部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加快城市电网改造。四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五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加强重点防护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六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支持服务业发展。七是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明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九是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十是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加大对重点工程、“三农”、中小企业和技术改造、兼并重组的信贷支持，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

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为加快建设进度，会议决定，今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明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

我计划分几次讨论这十大政策的经济学含义。首先谈廉租房。

廉租房，被放在十大措施之首，有没有特殊的含义？我无从猜测，但每次提到廉租房，张五常老师必然破口大骂。于是我不得不认真思考，我想，是否可以从下面几点来理解政府发展廉租房的经济学含义：

第一，“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那是加大政府在廉租房上的投资，用宏观经济学语言说，如果政府的其他开支不减，则是会增加G的——那G是IS模型中的一个政策变量。如果增加G，会使得IS曲线右移，在LM曲线不动时，同学们可以看到两条线的均衡点向右上方移，从而有增加均衡产出之功效了，这是经济学本科生的作业题的答案。但要注意，IS曲线是在物价水平不变的前提下才成立的，也就是说，是在资源未被充分利用的前提下才成立，通俗说，这一招数只能用一两次，用多了就会导致物价上涨，就无效了；另一个问题是，加大政府在廉租房上的投资，钱从何而来？如果是政府节省了其他的开支，那么，G是不会增加的，从而也就没有上述功效了。如果是向国外发债，则G增加而模型的其他变量不受什么明显影响，是IS仍然右移，有效；但如果是向国内民众发债，债券价格下跌，意味着利率上升，利率上升会导致民众的消费和投资减少，即IS的C和I都会减少，这会导致IS左移，与G的增加所导致的IS右移抵消了。当然，到底能否完全抵消，我难以定论，到部分抵消，“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的政策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如果向中央银行发行债券，则等同于增加货币供给量，即增加了LM曲线中的M，这会导致LM曲线右移，有增加均衡产出之功效，但同样短期内有效，不可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这一招数，因为反复用会迎来“通货膨胀”这只同样可怕的猛兽，导致AS曲线左移，从而均衡产出下降。

第二，挤出效应不可忽视。加大G，或者加大M，最终导致AD向右移动，其效果要取决于AS曲线的形状：AS曲线如果比较平坦，效果比较好，如果AS曲线向右上倾斜，就产生所谓的挤出效应了：增加一个单位的G或M，会导致AD向右平移东一个单位，但由于AS是倾斜的，所以均衡点向右平移的幅度就比一个单位少，少了的部分就是挤出效应了——通俗说是政府的投资把私人消费和投资挤掉了一些。如果资源已经充分利用了，这是AS曲线是竖起来的，挤出效应很大——达到等于政府增加的投资，政府的刺激政策就失效了；这是理论图形上的表现。通俗地说，政府的消费和投资的增加，挤掉了私人的消费和投资，例如，政府建造一间廉租房，这一行为的效果是增加了产出，也创造了就业，但租给了一个人，这个人原本买房——消费，现在不买了——消费减少了。或者说，这一间房本来是可以由私人机构出资建造的，但由于政府建了，私人机构（企业）就建不了 。这些都是挤出效应。

平均收益（average revenue），指生产者生产和销售一定数量的产品所能带来的总收益与产品数量的比值，即每单位产品给生产者带来的收  益。平均收益=总收益/产品数量，在总收益-产量坐标系中表现为总收益曲线每个点与坐标原点的连线与q轴夹角的正切值。

在同一坐标系中，边际收益曲线一定通过平均收益曲线的最低点。

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厂商多生产一单位产品所带来的成本的增加量。边际成本=总成本函数的导函数，在成本-产量坐标系中表现为总成本曲线的每个点的切线的斜率。

平均成本（average cost）厂商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所能带来的总成本与产品数量的比值，即生产每单位产品的成本。平均成本=总成本/产品数量，在成本-产量坐标系中表现为总成本曲线每个点与坐标原点的连线与q轴夹角的正切值。

在同一坐标系中，边际成本曲线一定通过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

边际效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多消费一单位商品所能带来的总效用的增量。

价格：商品经济条件下，购买者为了拥有某种产品而支付给供给者每单位该商品的对价。

需求曲线；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在各种价格水平上愿意和能够支付的商品的需求量。

供给曲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供给者在各种价格水平上愿意和能够提供的商品的数量。

以上概念之间的关系是独立于市场结构的，即其之间的关系不会随着市场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获取效用和提供产品都是有成本的，提供产品的成本就是企业的生产成本，而获取效用的成本就是消费者支付的货币，当一种商品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大于货币的效用时，消费者就会购买，直至商品边际效用和货币边际效用相等为止。此时商品需求量在各边际效用就等于货币边际效用的点被确定，此时为下一单位商品所额外支付的货币的数量就是该商品的价格。由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商品的边际效用是随着购买量的增加而减少的，而货币的边际效用确是随商品购买量的增加而变大，所以，这些均衡点的轨迹是一条斜率为负曲线，即需求曲线从这个意义来说，边际效用是等于需求价格的。

——《2007/08中国人类发展报告》首发式在京举行

11月16日，北京 － 《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建议加快进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每一个中国公民平等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这与近期政府出台的刺激增长、防止经济增长放缓的新政策协调一致。报告指出，要让十三亿人都能公平享受健康、教育、基本社会保障和公共就业服务,全面的机制体制创新至关重要。

《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的主题为“惠及十三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助、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过一年半的研究组织撰写而成。该报告就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给予农村人口和其他困难群体特别关注提出了九项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其核心是怎样为13亿人口的每一个人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符合最低统一标准和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财政部、农业部、教育部、卫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联合国妇女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的代表，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老挝、尼日尔等国驻华大使馆的官员出席了该报告的首发式。

联合国驻华系统协调人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马和励先生在报告发布会上指出：“政府将改善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作为非常重要的公共政策目标，其快速行动将有效缓解金融危机和经济发展减缓所带来的挑战。这些及时的行动能使人们更加放心地消费，助力中国实现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目标。”

“中国财政预算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以上，国民储蓄率高，外汇储备高达2万亿。这使中国有财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的目标，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基本而有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变为现实，”马和励补充道。

本报告主笔、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首发式上指出，3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人类发展取得了划时代的巨大进步，我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从改革开放前（1975年）略高于低人类发展水平的0.53，上升到2006年开始接近高人类发展国家水平的0.781；国际排名从1991年的101位上升到2007年的81位；人类发展的一些关键性指标，已经可以和一些发达国家媲美。

迟福林强调，该报告的总体结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决定人类发展的公平程度。他认为，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和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就其所涉及的人口规模而言，在世界上是空前的；就其制度建设对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意义而言，可以同过去30年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提并论。我国政府正在为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做出巨大努力。无疑，我国人类发展将迈上一个新台阶。

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认为，本报告深入分析了基本公共服务与人类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论证了基本公共服务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定量评估了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距，分析了这些差距存在的主要体制因素，提出了很多通过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来促进我国13亿人的全面发展的改革政策建议。从这个意义上讲，该报告是对人的全面发展实现路径的积极探索，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政策决策和体制机制创新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赵白鸽赞同”我国已经开始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的判断。在这个过渡中，生存性公共需求压力逐步弱化，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发展性公共需求压力凸现。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人的全面发展促进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是科学发展观在人口发展战略中的具体体现，是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她呼吁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真正做到优先投资于人、把保证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

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指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重要的公共政策目标。如何为13亿人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是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的政策、体制、制度和机制创新的重大课题。本报告对该课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很多针对性很强的政策建议，对许多领域深化改革的政策决策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段应碧认为，目前我国任何机构定量评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都面临很多技术性约束条件。但本报告资料详实，数据可靠，分析切中要害，结论客观，对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改革政策决策和制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战略规划，也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透露，承担本报告研究和撰写任务的中改院，2003年SARS危机以来一直坚持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向政府相关部门提交了一系列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改革建议报告，出版了10本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专（编）著，主办了数十个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改革形势分析会和专家。这些研究研讨活动和成果，为本报告的研究撰写打下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2007/08中国人类发展报告》首发式在京举行

11月16日，北京 － 《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建议加快进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每一个中国公民平等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这与近期政府出台的刺激增长、防止经济增长放缓的新政策协调一致。报告指出，要让十三亿人都能公平享受健康、教育、基本社会保障和公共就业服务,全面的机制体制创新至关重要。

《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的主题为“惠及十三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助、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过一年半的研究组织撰写而成。该报告就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给予农村人口和其他困难群体特别关注提出了九项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其核心是怎样为13亿人口的每一个人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符合最低统一标准和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财政部、农业部、教育部、卫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联合国妇女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的代表，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老挝、尼日尔等国驻华大使馆的官员出席了该报告的首发式。

联合国驻华系统协调人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马和励先生在报告发布会上指出：“政府将改善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作为非常重要的公共政策目标，其快速行动将有效缓解金融危机和经济发展减缓所带来的挑战。这些及时的行动能使人们更加放心地消费，助力中国实现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目标。”

“中国财政预算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以上，国民储蓄率高，外汇储备高达2万亿。这使中国有财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的目标，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基本而有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变为现实，”马和励补充道。

本报告主笔、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首发式上指出，3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人类发展取得了划时代的巨大进步，我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从改革开放前（1975年）略高于低人类发展水平的0.53，上升到2006年开始接近高人类发展国家水平的0.781；国际排名从1991年的101位上升到2007年的81位；人类发展的一些关键性指标，已经可以和一些发达国家媲美。

迟福林强调，该报告的总体结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决定人类发展的公平程度。他认为，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和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就其所涉及的人口规模而言，在世界上是空前的；就其制度建设对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意义而言，可以同过去30年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提并论。我国政府正在为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做出巨大努力。无疑，我国人类发展将迈上一个新台阶。

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认为，本报告深入分析了基本公共服务与人类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论证了基本公共服务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定量评估了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距，分析了这些差距存在的主要体制因素，提出了很多通过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来促进我国13亿人的全面发展的改革政策建议。从这个意义上讲，该报告是对人的全面发展实现路径的积极探索，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政策决策和体制机制创新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赵白鸽赞同”我国已经开始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的判断。在这个过渡中，生存性公共需求压力逐步弱化，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发展性公共需求压力凸现。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人的全面发展促进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是科学发展观在人口发展战略中的具体体现，是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她呼吁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真正做到优先投资于人、把保证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

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指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重要的公共政策目标。如何为13亿人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是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的政策、体制、制度和机制创新的重大课题。本报告对该课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很多针对性很强的政策建议，对许多领域深化改革的政策决策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段应碧认为，目前我国任何机构定量评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都面临很多技术性约束条件。但本报告资料详实，数据可靠，分析切中要害，结论客观，对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改革政策决策和制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战略规划，也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透露，承担本报告研究和撰写任务的中改院，2003年SARS危机以来一直坚持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向政府相关部门提交了一系列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改革建议报告，出版了10本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专（编）著，主办了数十个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改革形势分析会和专家。这些研究研讨活动和成果，为本报告的研究撰写打下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2007/08中国人类发展报告》首发式在京举行

11月16日，北京 － 《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建议加快进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每一个中国公民平等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这与近期政府出台的刺激增长、防止经济增长放缓的新政策协调一致。报告指出，要让十三亿人都能公平享受健康、教育、基本社会保障和公共就业服务,全面的机制体制创新至关重要。

《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的主题为“惠及十三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助、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过一年半的研究组织撰写而成。该报告就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给予农村人口和其他困难群体特别关注提出了九项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其核心是怎样为13亿人口的每一个人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符合最低统一标准和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财政部、农业部、教育部、卫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联合国妇女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的代表，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老挝、尼日尔等国驻华大使馆的官员出席了该报告的首发式。

联合国驻华系统协调人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马和励先生在报告发布会上指出：“政府将改善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作为非常重要的公共政策目标，其快速行动将有效缓解金融危机和经济发展减缓所带来的挑战。这些及时的行动能使人们更加放心地消费，助力中国实现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目标。”

“中国财政预算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以上，国民储蓄率高，外汇储备高达2万亿。这使中国有财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的目标，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基本而有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变为现实，”马和励补充道。

本报告主笔、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首发式上指出，3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人类发展取得了划时代的巨大进步，我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从改革开放前（1975年）略高于低人类发展水平的0.53，上升到2006年开始接近高人类发展国家水平的0.781；国际排名从1991年的101位上升到2007年的81位；人类发展的一些关键性指标，已经可以和一些发达国家媲美。

迟福林强调，该报告的总体结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决定人类发展的公平程度。他认为，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和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就其所涉及的人口规模而言，在世界上是空前的；就其制度建设对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意义而言，可以同过去30年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提并论。我国政府正在为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做出巨大努力。无疑，我国人类发展将迈上一个新台阶。

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认为，本报告深入分析了基本公共服务与人类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论证了基本公共服务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定量评估了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距，分析了这些差距存在的主要体制因素，提出了很多通过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来促进我国13亿人的全面发展的改革政策建议。从这个意义上讲，该报告是对人的全面发展实现路径的积极探索，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政策决策和体制机制创新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赵白鸽赞同”我国已经开始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的判断。在这个过渡中，生存性公共需求压力逐步弱化，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发展性公共需求压力凸现。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人的全面发展促进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是科学发展观在人口发展战略中的具体体现，是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她呼吁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真正做到优先投资于人、把保证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

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指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重要的公共政策目标。如何为13亿人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是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的政策、体制、制度和机制创新的重大课题。本报告对该课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很多针对性很强的政策建议，对许多领域深化改革的政策决策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段应碧认为，目前我国任何机构定量评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都面临很多技术性约束条件。但本报告资料详实，数据可靠，分析切中要害，结论客观，对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改革政策决策和制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战略规划，也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透露，承担本报告研究和撰写任务的中改院，2003年SARS危机以来一直坚持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向政府相关部门提交了一系列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改革建议报告，出版了10本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专（编）著，主办了数十个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改革形势分析会和专家。这些研究研讨活动和成果，为本报告的研究撰写打下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The title of this discussion is taken from a question put by the 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 to leading scientists, scholars, and public figures. The foundation published some of the answers in the New York Times on October19th. It is obvious from the revelations during this financial crisis, the Enron scandal, and other business scandals, that dishonest and morally corrupt figures sometimes are among the leaders in highly competitive industries. Hollywood has often highlighted these figures, such as the morally bankrupt Gordon Gekko in Oliver Stone's film "Wall Street", which probably contributed to the general perception of businessmen as corrupt. Moreover, poll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usually find that businessmen get a low rating when people are asked about whether they respect them, or believe they are honest, although congressmen in recent polls get an even lower rating than businessmen.

If the question had been put to me, I would have first discussed whether corrupt and dishonest businessmen make greater profits than honest and morally admirable businessmen. Honest businessman would be more successful than corrupt ones when they compete against each other in a free market, as long as consumers can punish dishonest businessmen by not giving them repeat business, (when repeat business is necessary to succeed). Dishonest businessmen may make greater profits in the short run, but honest businessmen make higher profits in the longer run because cheaters cannot attract back customers who they cheated.

Two conditions must be operative for this process to be effective:1) customers must be able to detect when they are being cheated or misled, and 2) customers must be frequent enough buyers, so that repeat business is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profitability. Both these conditions often prevail, but one or the other may be absent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For example, repeat business is not so important in vacation areas where tourists seldom come back. Then morally corrupt and dishonest businessmen may do relatively well, although tourists do get recommendations from friends who have been there before, or from the hotels where they stay. Another example deals with certain durable consumer goods since consumers only infrequently purchase expensive goods like a car or home. Although repeat business is less important in these markets, consumers will put more time and research into considering decisions that require large expenditures. In addition, word of mouth information about the reputations of different sellers can hurt the dishonest sellers.

Even when repeat business is important, consumers would not be able to punish corrupt businessmen if they cannot readily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they have been cheated or badly misled. For example, consumers who buy defective used cars that break down only after a year or so of driving may blame the breakdowns on their own actions rather than on the quality of the cars that were sold to them.

Adam Smith claimed that businessmen were, on the whole, more trustworthy than diplomats. His argument was based on the importance of repeated interactions. Essentially, Smith argued that repeat business was usually more important to businessmen than to diplomats. Smith argued that diplomats frequently broke treaties since treaties are made infrequently. As a result, the gain from breaking treaties often exceeds the gain from living up to the obligations imposed by the treaties.

Another, much more famous, result of Adam Smith shows that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businessmen in competitive industries would promote the general welfare, even though they were only trying to increase their profits. These conditions include that businessmen are prevented from colluding-Smith correctly argued that businessmen try to collude in order to exercise monopoly power- and Smith assumed consumers could punish dishonest businessmen.

Many critics judge the performance of free markets relative to alternatives the way a judge might make her decision about the winner of a beauty contest between two contestants. She chose the second contestant after seeing the warts on the first one. Prominent and not so prominent businessmen in market economies have been involved in various scandals where they have provided misleading information, lie, sell shoddy and dangerous products, and the like. When such scandals arise, there is a clamor for greater regulation in the sectors where the scandals occurred, and sometimes even for government takeovers of these enterprises. This presumes that regulator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act with sufficient knowledge about the industries involved, and with great wisdom and morality. Unfortunately, often that is not the case.

Aside from the not infrequent cases of outright bribery of regulators and legislators, many other more subtle ways exist to bias, even corrupt, officials when their decisions replace the forces of market competition. Regulators often get "captured" by the companies they regulate, so that regulations are developed to keep out competition rather than promote greater honest competition (this capture theory was given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by our late friend, colleague, and Nobel-prize winning economist, George Stigler). One of the more notorious examples is the former Civil Aeronautics Board that was supposed to regulate competition among airlines, but had trouble giving approval to new airlines to compete against the established airlines.

Legislators sometimes bail out companies in financial distress, or restrict competition from abroad in order to raise the profitability of domestic companies-in effect they become tools of these companies at the expense of taxpayers and consumers. Why should American automakers get subsidies from the government during this present crisis, and in the past, when they have repeatedly made bad production, marketing, and labor contract decisions during the past 30 years? A free market in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with less government involvement would have given American consumers faster and easier access to the cheaper and better cars made by Japanese, German, and now Korean companies.

I might add in concluding that I have spent my whole career in academia, and I have witnessed many examples of morally corrupt behavior by professors. So it is far from obvious to me that businessmen have worse morality than professors, although I may be making the same mistake in this inference as the judge did in the beauty contest I referred to earlier who had seen up close only some of the contestants.

If the question had been put to me, I would have first discussed whether corrupt and dishonest businessmen make greater profits than honest and morally admirable businessmen. Honest businessman would be more successful than corrupt ones when they compete against each other in a free market, as long as consumers can punish dishonest businessmen by not giving them repeat business, (when repeat business is necessary to succeed). Dishonest businessmen may make greater profits in the short run, but honest businessmen make higher profits in the longer run because cheaters cannot attract back customers who they cheated.

Two conditions must be operative for this process to be effective:1) customers must be able to detect when they are being cheated or misled, and 2) customers must be frequent enough buyers, so that repeat business is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profitability. Both these conditions often prevail, but one or the other may be absent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For example, repeat business is not so important in vacation areas where tourists seldom come back. Then morally corrupt and dishonest businessmen may do relatively well, although tourists do get recommendations from friends who have been there before, or from the hotels where they stay. Another example deals with certain durable consumer goods since consumers only infrequently purchase expensive goods like a car or home. Although repeat business is less important in these markets, consumers will put more time and research into considering decisions that require large expenditures. In addition, word of mouth information about the reputations of different sellers can hurt the dishonest sellers.

Even when repeat business is important, consumers would not be able to punish corrupt businessmen if they cannot readily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they have been cheated or badly misled. For example, consumers who buy defective used cars that break down only after a year or so of driving may blame the breakdowns on their own actions rather than on the quality of the cars that were sold to them.

Adam Smith claimed that businessmen were, on the whole, more trustworthy than diplomats. His argument was based on the importance of repeated interactions. Essentially, Smith argued that repeat business was usually more important to businessmen than to diplomats. Smith argued that diplomats frequently broke treaties since treaties are made infrequently. As a result, the gain from breaking treaties often exceeds the gain from living up to the obligations imposed by the treaties.

Another, much more famous, result of Adam Smith shows that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businessmen in competitive industries would promote the general welfare, even though they were only trying to increase their profits. These conditions include that businessmen are prevented from colluding-Smith correctly argued that businessmen try to collude in order to exercise monopoly power- and Smith assumed consumers could punish dishonest businessmen.

Many critics judge the performance of free markets relative to alternatives the way a judge might make her decision about the winner of a beauty contest between two contestants. She chose the second contestant after seeing the warts on the first one. Prominent and not so prominent businessmen in market economies have been involved in various scandals where they have provided misleading information, lie, sell shoddy and dangerous products, and the like. When such scandals arise, there is a clamor for greater regulation in the sectors where the scandals occurred, and sometimes even for government takeovers of these enterprises. This presumes that regulator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act with sufficient knowledge about the industries involved, and with great wisdom and morality. Unfortunately, often that is not the case.

Aside from the not infrequent cases of outright bribery of regulators and legislators, many other more subtle ways exist to bias, even corrupt, officials when their decisions replace the forces of market competition. Regulators often get "captured" by the companies they regulate, so that regulations are developed to keep out competition rather than promote greater honest competition (this capture theory was given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by our late friend, colleague, and Nobel-prize winning economist, George Stigler). One of the more notorious examples is the former Civil Aeronautics Board that was supposed to regulate competition among airlines, but had trouble giving approval to new airlines to compete against the established airlines.

Legislators sometimes bail out companies in financial distress, or restrict competition from abroad in order to raise the profitability of domestic companies-in effect they become tools of these companies at the expense of taxpayers and consumers. Why should American automakers get subsidies from the government during this present crisis, and in the past, when they have repeatedly made bad production, marketing, and labor contract decisions during the past 30 years? A free market in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with less government involvement would have given American consumers faster and easier access to the cheaper and better cars made by Japanese, German, and now Korean companies.

I might add in concluding that I have spent my whole career in academia, and I have witnessed many examples of morally corrupt behavior by professors. So it is far from obvious to me that businessmen have worse morality than professors, although I may be making the same mistake in this inference as the judge did in the beauty contest I referred to earlier who had seen up close only some of the contestants.

　
　　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也是人类在新世纪面临的重大挑战。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经济有很大发展，但是也对全球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GNP（国民生产总值）是各国通用的计算和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现在国际上一些环境保护组织把这三个字母推理为Garbage（垃圾）、Noise（噪音）和Pollution（污染）。GNP增长了，不但意味着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也意味着垃圾、噪音和污染的增加，甚至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还要多几倍，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和健康，也破坏了可持续发展方针的实施。
　　从最近各国报刊揭露出来的事实来看，真是触目惊心，令人震撼。
　　南美洲的亚马孙河地区是全球生物最多姿多彩的地区之一。那里的热带雨林是全球的4成，繁衍的鱼类是欧洲所有鱼类的15倍，可饮用水占全世界的20%。应该说，巴西是发展中国家的佼佼者，近20多年来经济发展很快，成就很大。可是对这个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也相当严重。据巴西《阅读》周刊报道，被砍伐森林的面积大约相当于一个法国。2000年巴西政府开始实行为期8年的"前进计划"：修建8000公里公路，10多个港口，1400多公里铁路，4个机场，2条输油管道，疏通2350公里河道，3座热电厂、2座水电站……总投资达400亿美元。这对巴西今后的经济发展将起关键作用。但是，这也可能带来一场"生态灾难"。近几年，每年有200万公顷的森林被砍伐，这一计划的实施将大大加快雨林消失的速度。据一批国际专家利用过去20年卫星图片的推算，如果不采取措施来制止生态恶化，20年以后，乐观的估计，还能保留28%的雨林，悲观的估计只能剩下4.7%的雨林。这将对全球生态带来严重后果，那是多么可怕的景象啊！
　　我国的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环境和生态方面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巨大的。且不说像沙尘暴、水污染等人们切身感受的事实，据国家海洋局的报告，在我国沿海地区，有70%的海滩被侵蚀，10多个海湾港口正在丧失原有功能，滨海湿地丧失近一半，红树林减少了66%，近岸珊瑚礁95%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70%的水域遭到污染，2000年，近海发现28次赤潮，累计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正成为最严重的海洋灾害。
　　由3000位各国专家参与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小组"最近的报告说，全球变暖将比以前设想的严重得多，而且还会持续数百年。报告认为，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是"燃烧矿物燃料释放的二氧化碳气体"。这表明联合国气候会议通过的《京都协议书》的正确性和重要性。美国人口虽然只占全球的4%，可是排放的温室气体却占全球的1／4，是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布什总统宣布不执行这个协议，当然引起各国人民的抗议。
　　人们常说发展经济要"以人为本"，如果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而垃圾、噪音和污染却增加得更多、更快，那又怎么体现以人为本呢？香港有份报纸的一篇文章说，当人们突然发现，钱有了，房有了，豪华的吃穿也有了，有的还有车；可是那清澈的、潺潺地、荡着碧波的水却已经浑了、脏了、臭了、少了、有的干脆没了。你愿意过那种日子吗？
　　美国世界观察所前所长莱斯特*布朗认为，"现代文明是建立在生态基础上的"，各国经济的发展决不能侵蚀这个基础。德国执政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明确地提出"生态现代化"问题，而且认为这是"21世纪幸福的基础"。为了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看来，全球经济正面临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2008年11月11日07:18

国务院召开省区市人民政府和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

　　温家宝部署落实中央政策七项工作

　　●尽快启动一批大型工程项目

　　●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银行证券保险业要加大对经济支持力度

　　●促进股票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进一步理顺成品油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10日上午在北京召开省区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党中央、国务院近日作出决定，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更加有力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和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温家宝指出，面对当前国际国内的严峻形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出现大的起落，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实现这个目标，是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和具体体现，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和基本保障，既是我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对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当前我国仍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强劲的活力，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战胜面临的困难。

　　温家宝指出，中央出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条措施，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和保持长远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实施这些措施，总的要求是，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快”就是要迅速出手，争分夺秒，不可贻误时机；“重”就是要实施坚决有力的措施，从根本上扭转经济增速过快下滑趋势；“准”就是要抓住关键，突出重点，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实”就是要抓好落实。

　　温家宝部署了落实中央政策措施的七项工作：

　　（一）加大投资力度和优化投资结构。中央出台的十条措施，主要有四类：加快实施重大民生工程；加快在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尽快启动一批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型工程项目；加大力度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关键项目建设。落实这些措施，要加强对重大投资的管理，认真做好可行性研究论证，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要加强对市场自主投资的鼓励和引导，支持引导民间资本投向政府鼓励项目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领域，广泛参与各种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把政府投资引导作用与发挥民间投资积极性有机结合起来。

　　（二）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要把扩大消费与完善收入分配政策结合起来，与扩大就业结合起来，与发展服务业结合起来。最重要的是，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加大力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比重。努力消除制约消费的制度和政策障碍，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引导和促进居民扩大消费需求。

　　（三）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对于拉动钢铁、建材及家电家居用品等产业发展举足轻重，对金融业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对于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改善民生具有重要作用。要认真分析和研究房地产市场的形势，正确引导和调控房地产走势。要增加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的投资收购和开发建设；落实和完善促进合理住房消费的政策措施；促进中小户型、中低价位普通商品房开发建设稳定发展；加快发展二手房市场和住房租赁市场。继续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规范市场交易。

　　（四）努力保持出口稳定增长。综合运用出口退税、外贸发展基金、财政贴息等政策措施，支持拥有自主品牌、核心技术的产品和大型机械设备以及农轻纺等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加快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扩大国内需要的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进口，增加重要战略物资储备。

　　（五）着力提高企业素质和市场竞争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最根本的是要激发企业的活力，促进企业发展。各类企业都要苦练内功，加快自主创新，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增强开拓市场的能力，提高市场竞争力。各项宏观经济政策都要有利于企业发展，要从财税、金融、贸易、产业、收费等方面，采取多种政策措施，积极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支持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

　　（六）认真做好金融财政工作。改进金融调控，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银行、证券、保险业都要加大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有效满足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合理需求。促进股票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各类金融企业要切实加强基础管理、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要加强金融监管，完善监管制度和协调机制，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确保我国金融安全。大力开展财政增收节支工作。依法加强税收征管，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支持，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

　　（七）积极推进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改革。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抓住有利时机，进一步理顺成品油、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组织好改革试点，抓紧出台各项具体配套政策；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办事效率。

　　温家宝对做好当前的经济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各地区各部门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上来，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既要努力发挥中央的积极性，更要充分发挥各级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创造性；既要充分发挥国家在应对危机中的主导作用，更要有效激发和调动企业的能动性；既要加强宏观调控的灵活性、针对性、有效性，更要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二要加强协调，狠抓落实，把中央确定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政策措施尽快落实到位，建立工作机制，明确责任，形成合力，加强督查，切实抓出成效。要加强投资项目和资金的监督管理，提高工作的透明度，保证资金用好，发挥效益。三要转变作风，真抓实干。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敏锐地发现和把握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关注热点、难点问题，及时研究解决。

2008年09月22日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

    一
    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2007年10月1日实施的《物权法》，立法过程历时13年。从一开始就引起土地理论与政策研究界的高度关注，主要关注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地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包括宅基地的物权地位。这些内容集中体现在第三篇用益物权中，同时在第二篇所有权和第四篇担保物权中也有涉及。总体感觉，《物权法》对这些问题解决得不够理想。
    1、《物权法》明确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用益物权，这是对2002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9次会议通过，2003年3月1日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有关规定的发展。《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方“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这实际上就是用益物权的权能（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但并未使用物权的概念。《物权法》第三篇（用益物权）则把这一点明确了，是一个重大的进展。
    但是，《物权法》第四篇（担保物权）又规定了耕地不得抵押，也就是说耕地的承包经营权不能抵押。这样，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权能就是不完整的。相当多数的研究者认为，这是《物权法》关于承包经营权问题的一个重要不足。
    2.《物权法》第三篇（用益物权）关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规定，专指“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依法对国家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并在第四篇（担保物权）中明确规定，“乡镇村企业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单独抵押。”（同时规定，“以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抵押的，其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抵押”）。这就表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没有物权权能，不能进入市场交易，交易了也不受法律保护。
    3.从经济理论角度看，农村宅基地属于农村建设用地的一种，但《物权法》第三篇（用益物权）单列一章，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这里没有收益的权利。第四篇（担保物权）规定，宅基地不得抵押。就是说，宅基地的物权权能也是不完整的，不能进入市场。相关规定还表明，只有集体土地才有宅基地使用权，而国有土地没有宅基地使用权，意味着在城镇私人建独立的住宅是受限制的。
    《物权法》立法过程历时13年，土地制度、土地经济、土地政策研究者始终积极参与，希望对以上问题能有所突破。最终却未能有根本突破，大家为之遗憾。但是不能因此抹煞《物权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建设上的重要作用，不能否认其在中国立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二
    为什么不能突破，是有深层原因的，这里，试着做些个人的解读。
    1.关于承包经营权。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当时全国人口不到10亿，其中8亿多是农民。如1980年，全国人口98705万，乡村人口81096万，占82.16%。其中劳动力31835.9万，从业情况是，除2027.5万人务工、经商外，29808.4万人务农。这些数字告诉我们，对于当时的8亿农民，农业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而农业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土地，事实上土地也是农民最终的社会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搞承包，只能选择平均分配土地。
    联产承包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生产有了很大发展。（粮食生产水平上了几个台阶）但平均承包土地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农业基础投入不足、吃老本等，制约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如粮食单产曾在600斤上下徘徊了10年（1996—2006）。意味着传统小生产条件下，靠劳动密集为主的增产潜力已尽，出路是发展物质、技术投入集约的现代农业。现代农业要求适度扩大土地经营规模，这就要靠承包经营权流转来实现，所谓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
    农民脱离土地的前提，一是社会分工分业发达,使农民在农业之外有稳定的就业，农业不再是其生活的主要来源；二是农民转换身份之后，有充分的医疗、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改革30年来，这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从统计数据看，城市化率1978年为17.92%，2006年达到43.9%，即农民人口比重从82%，下降为56%。说明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已变为市民。而乡村人口中非农就业的人数，1980年为约2000万，1985年达到6713.6万，2005年则为20411.7万人，是1980年的10倍。1978年城镇人口17245万，2006年为57706万，约30年间城市人口增加了4亿人。假设其中有 2亿是农民变市民，加上虽然没变为市民，但已实现非农就业的2亿多人，共约有4亿农民实现了非农就业，确实是很大的成绩。正是因为如此，农地流转市场日渐活跃,沿海发达地区如浙江、江苏农地流转面积已达耕地面积的30%-40%，个别地区甚至更高。
    但是还要看到，分散平均承包土地的格局仍然没有根本改变。1980年乡村人口81096万，其中劳动力31835.9万人，务农人数为29808.4万人；到2005年，乡村人口为94907.5万人（这里的数据与上引城市化数有出入，两者均引自《中国统计年鉴2007》，数据不同的原因是统计口径不同），其中劳动力50387.3万人，实现非农就业20411.7万人之外，仍有务农劳动力29975.5万人。乡村人口比重虽然下降，但绝对数却比1980年增加了13811.5万，务农劳动力比1980年也是不仅没减少，还略有增加。务农的近三亿劳力要包地，已经非农就业的人中，有相当多数乃至绝大多数，也要求包地。因为，他们的就业还不稳定，许多人随时可能失业，一旦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他们还会回去靠种地养家糊口。此外，农民工没有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家里那块地就是他们最后的保障。可以说，历经30年以后，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仍是有增无减。
    面对以上种种情况，中央政府对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可以以此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惧的是搞不好,会产生大批“无地、无业、无保障”的“三无”农民，进而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因此，对农地流转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具体表现为，(1)对农民自觉主动进行的流转，予以支持和鼓励；(2)对违反农民意愿的强迫流转、被动流转，予以反对制止；(3)强调农地的流转必须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强迫流转，可能来自地方政府，可能来自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可能来自大农业公司乃至工商企业等。不管来自哪里，中央都反对。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至今不放开，恐怕也是因为对农民来说，因抵押而产生的土地流转是一种被动流转。很显然，放开农地抵押，在促进农地流转的同时，也可能会带来负面的东西。中央对此持十分审慎的态度，我们应不难理解。
    《物权法》中关于宅基地没有收益权和不能抵押的规定，大体也是出于类似的考虑。担心宅基地进入市场，万一农民失去栖身之所，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三无”变“四无”）
    2、关于集体建设用地。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未受物权保护，不允许进入市场（开了个小口），主要是出于两个担心，一是在小规模生产下，务农的成本高，微利乃至亏损十分普遍，因此担心如果放开集体建设用地市场，集体组织和农民会在利益的驱动下，将农地变为非农用地，使耕地保护更加困难。
    二是担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会对城市的国有建设用地市场造成冲击，影响产业（如房地产业、制造业）的布局，并直接间接影响城市政府的收益。这种担心，更是现实利益格局的反映。当前大陆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对城市建设形成巨大压力。城市的发展依赖产业的集聚、提升，而产业集聚又要求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在中国这主要是各级城市政府的责任。巨大的资金需求从何而来？直接间接来源于土地。首先是土地的出让金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有的地方甚至已是大头（2007年全国出让土地总价款11947.95亿元）；其次是与土地有关的税收（建筑税、房地产税等），在地方税收中比重日益上升；再次银行贷款（市政建设、房地产开发、企业等贷款）均要求抵押担保，而最主要的担保物是土地。凡此种种，使各级城市政府越来越热衷于“经营土地”。而获取土地的主要来源，是低价征收农民的土地。由此可见，中国城市的繁荣发展，相当大程度上是广大农村和农民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开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势必会使城乡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显然，对现在是否具备开放的条件，放开的时机是否成熟的判断上，决策者表现出十分的谨慎。
    这种谨慎是有理由的，地方政府热衷“经营土地”的许多行为，很根本上说，不是由观念决定的，而是由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动力性的，如政府职能未根本改变，仍承担很多直接搞经济的职能。又如财政分灶吃饭和分税制的改革，目前一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的财力与事权不匹配，越到基层财力越紧张。再如干部体制改革远未到位，GDP、财税收入等仍是干部考核的主要指标，等等。这些因素相叠加，使地方政府产生强烈的扩张冲动。第二类因素是诱致性的，如土地出让制度，使本届政府可能“寅吃卯粮”，花用后几届政府的钱。又如银行商业化改革后，既要盈利又要规避风险，一段时期内片面依赖土地抵押，等等。这些因素使地方政府的扩张冲动找到出路，最终在“经营土地”上得以实现。由此可见，改变地方政府行为，仅仅靠改变观念是不行的，还必须深化有关的体制、机制改革。制定与出台《物权法》的时候，这些方面的改革有的已启动，但远未完成，有的则尚未启动。因此地方政府的行为，也不可能根本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赋予集体建设用地以物权，放开其市场，决策者显得犹疑不决。
    三
    我认为，决策层的担忧与顾虑，是有道理的，应该充分理解。但是还应看到，目前推进上述改革的条件已基本具备，改革时机已日趋成熟。
    先看承包经营权的抵押可否放开。
    尽管从农村劳动力的数量看，30年来农村人地矛盾有增无减，但是，农村人口的就业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改变。前已述及，目前在乡村内部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约2亿多人（约1.5亿在乡镇企业，其余主要从事个体经营），除此之外，还有一支庞大的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队伍。中国的“民工潮”形成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达到6000万人，90年代中后期略有收缩，进入21世纪后，又爆发性增长，2007年达1.5亿人。一段时期内，农民工多为“候鸟型”和“兼业型”。逐渐地，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在外打工的人数，特别是举家外出打工（不仅脱离农业而且脱离农村）的人数越来越多。据有关调查，前者已占农村劳动力的18.1%，后者2006年达到2644万人。这些数据表明，在就业统计上仍属务农的近3亿人中，差不多有一半其实已不务农或不以务农为主了。这种情况从农村居民纯收入结构中，也可以得到印证。2006年农村居民纯收入中38.3%来自工资性收入，53.8%为家庭经营（农林牧渔）收入，2.8%为财产性收入，5%为转移性收入。这是
    全国平均的数据，许多经济发达地区农民的收入已主要来自非农产
    业了。各地（包括偏远山区）农村的青壮劳力大多出去打工了，留在家务农的主要是妇女老人和小孩。农村劳动力供求关系正从长期“供过于求”转向“既过剩，又不足”。从总量上看，依然过剩，但有技术又年富力强的劳动力已出现不足。
    另外，尽管近些年中央加大了扶持补贴农业的力度，但务农比较效益低乃至亏损的局面仍未改变。相当数量的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日渐淡漠，抛荒、二季改一季或三季改二季、种够口粮就不种了等现象,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特别是那些举家外出的农民工，许多人已经在城里呆了十几二十年,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再回农村。他们的子女在城市环境长大，没有任何农业劳动技能，更不可能再回去务农了。
    总之，与20年前乃至与10年前相比，通过承包经营权流转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条件，更加成熟了。在这过程中，会有更多数量的农民彻底切断与土地的联系，转变为市民。为了推动这一进程，应当考虑放开承包经营权的抵押。使那些仍在务农并扩大了土地经营规模的人，能够以手中的土地为融资手段，解决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顺利发展农业生产。放开以后，也可能出现少数因经营风险而无力还贷，被迫失去土地的情况。对此，可出台相关的规定与社会救助措施，相信不难解决。
    再看集体建设用地可否进入市场。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建设征用农民土地，除了货币补偿外，还把完全失去土地的农民转为城市居民，劳动力则安排到国家的企事业单位当工人。他们的收入、医疗、养老等均有保障，家属也可享受城市居民的种种福利。在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可谓一步登天。那时的国有土地也不进入市场，不存在城乡土地收益的巨大反差。因此农民普遍希望和欢迎国家征地。改革开放以后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情况变了，国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了，于是只保留了货币补偿。尽管不断提高补偿标准，但最高标准也只能维持农民几年的生计。由此产生了大量无地、无业、无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有研究者估算，改革以来，共有4000万“三无”农民，有人认为没有那么多，也有人计算为5000万、6000万，数字未必准确，但问题确实越来越严重。另外，随着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推进、城市土地市场的建立，土地的巨额级差收益显现出来。国家几万元从农民那里征来的土地，开发之后，在土地市场上卖出十几倍、几十倍、上百倍的价格；经营性企业在原属农民的土地上生意兴隆，财源滚滚，这些都使农民的心理严重失衡。基础性，公益性建设征收农民的土地，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但经营性项目也低价征收土地，农民则难以接受。他们要求，对经营性项目也应允许农民集体以土地出让、出租或入股等方式参与土地的收益分配，分享工业化、城市化的成果。他们还要求允许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从事二、三产业，直接参与工业化、城市化建设。这些要求概括起来，就是应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
    农民的要求，是对于土地财产权的呼唤，是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呼唤。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央明确提出对农民和农村要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明确提出现在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乡村的”发展阶段，明确提出应当扩大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中央的声音与农民的呼唤息息相通，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放开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有助于加强土地管理。现在没有放开，但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城乡结合部，在城市土地市场巨大效益的刺激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自发流转的“黑市”十分活跃。据有的地方调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百分之八、九十均属违法用地。“法不责众”，很难处理。简单地不允许，就没有相应的管理办法。就是说，对于大量存在的“违法”现象，政府在管理上其实是“不作为”。结果使局面愈加混乱。而放开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政府就要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才能对这个市场加以规范，使之有序发展。巨大的管理漏洞填补以后，乱占耕地现象也才可能切实管住。
    放开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会不会对城市土地市场产生冲击？小的冲击可能有，但从根本上是相辅相成的。从目前各地集体建设用地的自发流转情况看，愿意使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多为小企业，而大中型企业、跨国公司等，还是会选择城市的开发区。开放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后，如引导得当，还会使城市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有合法的、顺畅的出路。即使是在集体土地上搞房地产开发，其实也没什么可怕。这些年城市房价高得离谱，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竞争，政府对开发商保护过度，只有竞争，才能使房价回归理性。
    放开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会不会影响城市政府的土地收益？肯定会有一定影响，但应看到，现在这种从农村和农民身上提取大量城市建设资金的做法，本来就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不公平的。放开以后，一方面使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另一方面，可以形成倒逼机制，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促进财政体制改革，促进投融资体制改革，促进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促进对城市存量土地的集约利用，等等。就是说，这项改革可以成为推进综合配套改革的关键环节。应当说，放开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构建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体系，时机已经成熟了。
    最后，看看宅基地可否进入市场流转。
    宅基地属于集体建设用地的一种。在经济快速发展地区，许多农民已经脱离农村，大量的宅基地空闲出来。据有关调研，北京近郊不少农村宅基地的空置率约30-40%，甚至更高；边远山区农村宅基地空置率也达10%；全市平均约为20%。由于现行法律和政策不准进入市场，有的空置浪费，有的则私下交易。私下交易大体有四种情况，一是本市或外地的市民（多为退休人员）买房或租房长期居住；二是特殊人群如画家、艺术家买房或租房，改造为工作室；三是部分高收入人群买房或租房，用于休闲度假。四是外地来京的农民工租住。应当说，农村宅基地市场对满足各个阶层的需求，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不受法律保护，一旦产生纠纷，很难处理。还有一种隐形的流转，即在宅基地上开办“农家乐”，实际上是部分改变了土地用途。北京郊区的“农家乐”有数万家，主要在山区。对于增加农民收入，也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现行法律却不允许。与其他建设用地一样，由于“不允许”，也就没有相应的管理办法，由此导致这个市场无比混乱，产生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大量农民工的居住问题是靠农村宅基地出租解决的，但水、电、气等配套设施没有规范，到处存在隐患；私搭乱建、违章建筑，所在皆有；环境卫生的规划管理，也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孩子”已经生了一大堆，却个个都是“黑户口”，因而得不到社会的关爱与呵护，不能健康成长。这就是目前农村宅基地流转的现状。看来，放开宅基地市场已是大势所趋。只有放开，才能管住；不放，看来很严，其实是不管。
    宅基地市场放开，中西部纯农区进入市场的数量也不会太大；而发达地区的混乱局面，则会逐步得到有效治理。总体看，利大于弊。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9月版。
    2.《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8月版。
    3.韩俊：《中国经济改革30年（农村经济卷）》，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
    4.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研讨会论文集》。
    5.黄小虎：《土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4月版。
    6.刘守英：“中国土地市场建设30年”。
    7.杜吟棠等：“农业产业化实践中的土地权益变动问题研究”。
    8.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 北京市城郊经济研究会：“北京农民宅基地与房产制度问题研究报告”。
    9.赵树枫等：“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推进确权发证工作”。（来源：中宏网投稿 作者：黄小虎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原党委书）
 
 

下面这篇文章本来准备在期刊发表的，可是期刊大都收费很高，没办法。现在这里发表了，希望引用通告以下。由于这个网站一篇文章老是提示字符太多无法发表，所以就分割成了六部分，实在没法。

唐元逵

唐元逵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摘要】我国农民消费主要受当期收入的制约，其次是不确定性因素。经营性收入对农民消费影响最大，工资性收入次之，他们的影响都是增量上的。农民消费增加即实现了农村市场扩大，而保持农民收入增长的持续性是增加农民消费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农民消费 农民收入 收入结构 增收的持续性

我们采用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作为收入数据，农民家庭人均消费作为消费数据，年度为1978-2006年的共计29个数据进行分析。假设消费为COM，收入为Y。我们使用Eviews5.0进行回归分析。

首先，直接采取一元回归方程计算，得到报告如下：

COM=40.32 + 0.75*Y

t    2.398   74.598

R²=0.995 R(—)²=0.995   F=5564.930   D-W=0.467

显然这是一个除了自相关问题外比较令人满意的回归结果。消费和收入之间高度相关。但是由于是时间序列，我们需要特别注意自相关问题和伪回归问题，特别是我们看到R(—)²大于D-W值，这提示我们需要检验序列的稳定性。经过检验得到：带常数项和趋势项情况下的ADF检验为COM和Y均不是稳定的序列，而是一阶单整的。这个结果我们整理如表1.从表1的检验结果中我们得出：消费和收入在5%的显著水平上都是一阶单整的。

既然是一阶单整的，我们就有必要分析两者的协整关系。保存回归的残差序列为ET，对ET进行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ET有一个单位根的ADF检验结果为3.94，而1%显著水平下的ADF值为-3.75，从而我们认为残差序列ET在1%的显著水平上是平稳的，即COM和Y是协整的。

根据上述结果我们建立ECM（误差修正模型）模型，得到结果如下：

ΔCOM = -12.12 + 0.86*ΔY - 0.38*ET_t-2           （模型1）

t         （-1.26）（15.42）（-3.04）

F：121.40，R(—)²=0.90，R²=0.91，D-W=2.13，

模型主要参数通过显著水平为1%的参数检验。误差修正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回归结果表明，短期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变动对农民人均生活消费变动存在正向影响，收入每变动1个单位，消费将变动0.86个单位。模型同时表明，由于短期调整系数显著，每年实际发生的农民人均生活消费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偏差中的约38%被修正，修正的期限达到两期，也就是说，农民实际的消费水平受到连续三年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而且实际上影响比较大。虽然常数项的检验结果并不如意，但是对于我们的分析来说，常数项影响并不大，所以我们认为，这个ECM模型比较正确地反映了我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和生活消费之间的关系。从而我们认为，（1）我国农民消费受到即期收入的影响最大，敏感度较高（0.86）。主要原因是我国农民收入本身并不高，收入的大部分除了比较硬性的教育、住房、医疗支出外，剩下的费用基本上全部用于生活支出，2006年的恩格尔系数为43%，如果把地区差异考虑进来，那么这个恩格尔系数应该更高。也就是说农民不得不把即期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消费掉。（2）农民消费较大地受到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这些不确定性因素主要包括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对财产稳定性的不确定。收入的不确定主要指农民的收入受到自然不确定性的影响，农民工本身的收入也有较大不确定性。对支出的不确定性主要是养老和医疗等方面的不确定性，这是制度不健全的表现。最后对财产稳定性的不确定性则指农村土地以及相关附着物的产权并不明晰，产权法规的变动会影响农民的收入。这些不确定性造成对农民消费的反向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