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偶然发现，使自己陷于8年苦战

1990年下半年，在订阅的一份报纸上出现了前国家教育部部长、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教授在一所高等学校（西北大学）的一个讲话，他说：美国每年发大学文凭140万张，与美国比较，中国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每年也有140万，已经够大了，中国高教规模已位居世界前矛，所以中国要“稳定”控制高教规模。每年要只发大学文凭100万张，保证40万是合格的。

这显然是一个非科学思维方法和计算方法，其结论极其荒谬，中国有近12亿人口，而美国只有2亿多人，如果作为决策依据其危害巨大。这个比较方法应该很简单。当时不明白作为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决策者，作为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系主任的何东昌教授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

高等教育不仅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指标，而且也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发动机。高等教育决策失误就意味着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失误。如果我们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失误其损失是何其巨大！本以为当时即会有很多教育专家、科学家对其批判，至少是争论，然而，至1991年偌大的中国不但没有异议，而且1991年初，在其他报刊上再一次出现了何东昌部长控制高等教育规模的讲话。可能是由于“六.四 事件”刚刚过去，部分人对高等教育、对大学生还存有戒备心理。整个中国对控制高等教育发展的错误理论已经麻木，整个教育界一直保持沉默。

面对中国教育界的沉默，及对教育界专家的失望，一种对国家发展和对每年数千万孩子的责任心驱使一个年轻人不得不下决心投身到不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查阅资料！

然而，查阅资料后更使自己愕然：国家教委不但计算方法错误，而且数据引用也存在重大错误。美国1985年毕业生140万是学位文凭，而中国1992年只有不足30万的学位文凭毕业生。

由于关系重大，自己几乎无心再考虑自己的专业，没有办法再安心地坐在实验室里。特别是通过查阅资料，发现教育界的专家在研究方法上普遍非常幼稚，甚至是无知透顶，包括一些所谓的大专家和一些著名高等院校的博士、硕士。然而，令人郁闷的是，自己撰写的论文竟被报刊、杂志以“稳定压倒一切”、“与中央保持一致”为借口拒绝发表，甚至是已经修改定稿的文章硬是被主编撤下。

不曾想一个偶然发现，本来是一个简单的科学问题，竟使自己陷于了8年奋战。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几次重大事件、决策

中国1950年前就有205所高校，由于文化大革命，到1976年只有高校392所（大陆）。1977年恢复高考，是影响中国的重大事件，在之后的７年高校发展有一个小高潮，特别是邓小平1983年关于高等教育要有一个大发展讲话后，到1984-1985年以每年新建高校114所的速度发展，达到1016所。之后中国却出台了控制高教发展规模的政策。1986年当时的国家教委主任（李鹏）就宣布控制规模，不再新建学校。这一政策几乎一直延续1999年，1987之后的10几年，中国普通高校一直停滞“稳定”在1075所左右。教育部的一位副部长周远清1996年就认为：到2000年高校数目要控制到1000所左右。有的研究人员论断：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宏观上发展教育的战略布局是重点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适度发展高等教育。

1993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高等教育的发展要坚持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1994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李鹏总理重申要以提高质量和办学效益为重点发展高等教育｡有专家提出：质量提高了，才意味着高等教育的真正发展；“质量提高了，我们就可以说高等教育发展了”｡1996年、1997年中央和九届人大会议出台了《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其关于1996-2010年中国15年发展规划是：“适度发展高等教育”，并明确只“适度扩大专科教育规模”｡15大报告把“适度发展高等教育”提法改为“稳步发展高等教育”(《半月谈》1997，18：26)，但是，作为中央决策的具体计划和实施部门的国家教委在1998年2月的全国高校招生计划工作会议上依然强调[10]：“今年乃至今后几年都要认真贯彻稳步发展高等教育的方针｡坚决制止、纠正各种乱办学现象，一如既往地确保招生计划目标的实现”｡

在1986年-1998年间，教育部(国家教委)在邓小平关于高等教育要有一个大发展讲话后，在中国最需要发展高等教育的时候，却极力控制高等教育的发展，他们每年都制定控制高等教育发展的计划，并几乎每年都要发通知：严禁超计划扩大招生规模｡教育部控制高等教育规模的理论依据就是何东昌等专家的：与美国1985年比较，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已经与美国规模相当，已经够大了。认为中国高教规模已“位居世界前矛”，所以中国要“稳定”“控制”高教规模，走“内涵发展”道路，并不断提出“研究生教育已形成了较大规模，研究生教育也要控制规模”。

教育部领导的愚蠢、及低级错误

教育部领导和专家何东昌等教授认为：美国每年发大学文凭140万张，与美国比较，中国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每年也有140万，已经够大了｡中国高教规模已位居世界前矛｡所以中国要“稳定”控制高教规模，每年要只发大学文凭100万张，保证40万是合格的[3，4]；“研究生教育已形成了较大规模，研究生教育也要控制规模”[5]；教育部(原国家教委)的一位高级官员认为：到2000年高校数目要控制到1000所左右[6]｡

这里面有两大错误，而且都很低级，很愚蠢：第一，美国1986年高教140万张文凭是学位文凭(具体数为学士：98.78万；硕士：36.25万；博士：3.36万)[7]｡何东昌部长混淆了学历教育文凭与学位教育文凭的区别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错误｡中国1980年以来至1996年每年发学位文凭实际最多只有30多万[21](1994年学士27.3，硕士2.6，博士0.36万)[7]｡中国1994年发的学位文凭总和不及美国1986年硕士学位文凭数｡中国1994年发的研究生文凭总和不及美国1986年博士学位文凭数｡美国每年培养的研究生是中国的13倍，即：美国1年的研究生就多于中国自改革开放20年的总和(止1994年中国共培养研究生302，720人)!也就是说，中国13年的量才是美国1年的量｡我们应该看到在这13年中美国不是象“龟兔赛跑”的兔子一样在原地睡觉!无论如何计算，都不会出现“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已经够大了”、“中国高教规模已位居世界前矛，赶上了1985年美国水平”、“研究生教育已形成了较大规模”[3-5，8]等结论｡ 中国的高教规模与美国相比其最终结论应是极端落后(见图2)｡然而国家教委的研究人员和主要决策规划人却拿着中国的专科生去与人家的学士、硕士、博士划等号，竟得出了与事实完全相反的结论[3，8]｡“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已经够大了”“研究生教育已形成了较大规模”、“高等教育要控制规模”、“研究生教育也要控制规模”的理论对中国宏观决策有明显的误导作用。

 第二，何东昌、周贝隆等教授在与先进国家对比时研究方法错误，其理论模型为：X=Y｡正确的模型应该为X=kY(k=Px/Py)｡美国发大学(学位)文凭140万张，美国仅有2亿多人，而中国有近12亿人｡图2为中、美两国正确的相对比较结果。

从图2可以看出，中国的高教规模与美国相比极端落后，尽管中国在1999年实行了扩招政策，但是，至目前依然非常落后，必须继续大力发展，而现在的教育部部长周济院士依然在使用 X=Y 这个愚蠢的模型，依然在叫嚷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并重新制定了“十一五”控制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划(到2010年控制到25%，先进国家多在50以上，甚至是80%以上)。2300万，是大是小必须科学分析。而我们的院士部长却因此就放言在校生世界第一，可见其科学素养太差。由此也可见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还任重道远｡

历届教育部长除李铁映外，大都是主张控制高等教育发展的。可悲！

从图可以看出，中国的高教规模与美国相比极端落后，1998年以前，中国的专家教授却……。尽管中国在1999年实行了扩招政策，但是，至目前依然非常落后，必须继续大力发展，而现在的教育部部长周济院士依然在叫嚷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

数据来源：1、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2005)

2、U.S. Census Bureau，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0

编辑：“自己下岗也要把这篇文章发出来”

虽然在1992年-1997年经历数次退稿，但是，每当看到中央一次次地作出控制高等教育规模决策的时候，就有一次次的冲动，然而，结果还是退稿。1998年3月朱镕基开始执政国务院，并在其就职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出：“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的最大任务。这对我是莫大的鼓舞，经过修改，为了追求效率，再一次以《中国高等教育向何处去？》为题，向多家报纸投稿。

论文点名批评了教育部何东昌部长、教育部规划办主任周倍隆研究员等专家教授的错误方法、错误数据和错误结论，从多角度证明教育界权威、特别是教育部（国家教委）的主要领导和权威在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决策研究和战略制定中利用了错误的计算方法（模型）、引用了错误的数据，指出其得出的高等教育宏观发展战略目标和结论有重大错误。对中国以此错误理论和结论作出25年（1986-2010）“控制规模”、“适度（稳步）发展高等教育”的决策和“远景目标规划”提出了严厉批评和全面否定，提出必须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迅速扩大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尤其要迅速扩大本科和研究生教育规模。

《联合日报》编辑部专刊部在拿到文章后，编辑们个个义愤填膺，对教育部部长出现的愚蠢错误非常愤怒，对国家一次次地做出的控制高等教育发展的决策非常着急。特别是年轻的王川编辑，他后来告诉我，即使自己下岗、蹲监狱也要把这篇文章发出来（2008年刚刚有下岗的概念不久）。他这种精神感染了许多人。经过多次修改，终于《中国高等教育向何处去？》清样呈到了责任主编李鲁烟（现山东省政协研究室主任、《联合日报》社长）面前，《中国高等教育向何处去？》在当时太冲，所以她又进行了修改，并冒着下岗的风险批准予以发表。这样，1998年8月11日，在新闻界坚决贯彻执行“稳定压倒一切”、“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大背景下，《联合日报》以一个整版发表了作者否定中央、全国人大决策的论文，《中国高等教育下一步怎么走？》一文。

高等教育规模大讨论及其影响

论文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 “高教规模”的大讨论，文章发表后2周内编辑部电话不断，读者对作者和报纸发表这样的文章表示赞赏和钦佩。 随后，各种反响文章涌向报社，真正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高等教育规模的大讨论。联合日报及论文受到了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教育科研所、山东省委、省政府、省政协、山东省各民主党派省委等专家教授及政府部门的肯定和高度评价，有二位高校教授甚至以 “一言以兴邦” “一言兴邦”对作者和文章高度评价；作为大讨论的引发者，作者也被邀请参加了多个座谈会，讨论相关问题。省政协的评报委员会为这篇论文和后来的关于高等教育规模的讨论专门进行了讨论并发文件予以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1998年下半年这次高等教育规模的大讨论，完全颠覆了中国控制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和概念，动摇了中国控制高等教育发展的决策根基，扭转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1998年8月-12月，许多专家撰写文章对高等教育扩招予以肯定和支持（只有小部分专家还要继续坚持“稳定规模““内涵发展”），有的专家教授、民主党派人士、政府官员不仅发表文章，甚至直接到决策层活动企图立即影响中央决策；有的利用民主党派可以“通天”的特点而努力奔走。民进中央委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蒋国华研究员、山东省民建省委副主委陈东教授，山东省教育委员会陈培瑞处长，将载有严厉批判教育部主要领导的《中国高等教育下一步怎么走？》一文的《联合日报》在北京中央机关、全国科教会议甚至是中央领导的决策咨询机构及相关人员广泛分发、复印。仅民建省委副主委陈东教授在北京就分发了300多份，蒋国华研究员设法将5份文章送到了中央主要领导的智囊人员手里。《联合日报》编辑部的一位年轻编辑将《中国高等教育下一步怎么走？》一文邮寄给多名中央政治局委员，进一步扩大了文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