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睡前，随手拿起于慎行的《读史漫录》翻看。睡前看会儿书，是我自幼的习惯，不管是什么，总要拿在手里读上一会儿才好睡觉，不然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翻看中，意外地发现了自己多年以前在书上的批语。恍若隔世，有种进入时间隧道的感觉。当时的我在书上用极飘逸书法写了5个字：“太正统，封建。”

很有些意外这是我写的，如果不是认得自己的笔迹，我一定会以为是哪个毛头小子在我的书上乱画呢。

于慎行这一段文字是针对武王伐商的批评：“尧舜之禅代，非后之禅代也，事不同也；汤武之放伐，非后之放伐也，势不同也。何以言之？夫尧舜，皆黄帝之世，虽族属疏远，其实同姓也。尧之授舜，舜之授禹，即是求宗人贤者立之，非禅异姓也。后世以草莽之臣，据权窃势，睥睨孤寡，盗人社稷，无论道义不同，所由亦异矣，故曰事不同也。古之所谓天子诸侯者，非如后世之相悬也，其实各有民社，以国之大小、德之厚薄，相为君臣耳。天下归之，则诸侯之国可以为天子，天下去之，则天子之国降而为诸侯。非如后世，不阶尺土可以王天下，而宗社一夷，则子孙无聚庐也。汤武之兴，与桓文之在春秋固无以异，惟诚伪不同，所就有大小耳。夏商未亡，汤武固诸侯也，汤武既伐，夏商犹诸侯也，但其大势既去，不可复为，而汤武遂为天下主，夏商之宗社未灭也。后世一夫操戈，夷人九庙，较诸放伐，不亦远乎？故曰势不同也。”

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我写这几个字时，应是受了中学历史课的影响。按照现在的话说，那时的我还是一名愤青。回首我们受到的历史教育，认真总结起来想来也就是4个字——造反有理。之所以有这种奇怪的现象，无非是为了给某一集团或是某人的行为在历史中找出合法性的来源罢了。说得高级些，或是用我们所受教育中的哲学和逻辑来解释，就是，当一个政权的生产关系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时，我们就应该起来推翻它。而全新建立的生产关系必然是有活力的，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这看起来无疑是一套有说服力的逻辑，但它的基础却建立在对历史的虚构与故意忽视上的。

于是，我在这一批语的旁边又补上了一段文字：“重读此段，不胜唏嘘。当年刘邦以一流氓而成帝王，实为中国朝代兴废之滥觞。因兴废而停滞不前，因患他人觊觎己位，遂将中国引入高度集权专制的怪圈。防民富，防民治，防民享，皆源于此。古今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