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经济学研究简述

经济学的实验研究在西方经济学界已经有比较长的历史，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初现端倪，具体是以1738年的圣·彼得堡悖论的出现作为标志。以后经过较长时间的沉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复兴，具体是以三大理论流派，即“个人选择理论（Individual Choice）”、“搏奕论假设(Game Theoretic Hypotheses)”、“产业组织理论(Industrial Organization)”的出现为代表。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蓬勃发展，直至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蔚然成风。迄今为止，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研究中，不同经济学流派和学者所共同关心和应用的一种通用的研究手段。

我国学术界对在西方的盛行的经济学实验方法的反应比较迟，至今对这种重要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以及国际学术界关于实验经济学的研究

（一）实验经济学发展的基本历史

西方经济学实验方法的运用，至少可追溯至1738年伯努利（Bernoulli）所进行的有关“圣·彼德堡悖论”的实验。

伯努利·丹尼尔（Daniel  Bernoulli，1700――1782）是瑞士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对概率论和统计学，包括最早对误差理论最大相似方法的应用，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对这个问题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于1738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关于度量抽签的根本理论》的论文，文中讨论了效用“心理预期”问题和圣·彼德堡悖论。

“心理预期”问题，是指设有随机预期收益g₁，…，g_i，…，g_n及其概率分布P₁，…，P_i，…，P_n（∑P_i＝1）。给出正或负的收益gi的概率Pi，机会对策的早期理论家认为，若数学期望值M＝∑pigi（1≤i≤n）为正值，对策就是有利可图的。

圣·彼德堡悖论，之所以这样称谓，是因为伯努利的这篇论文是发表在圣·彼德堡大学的《评论》刊物上。伯努利认为货币收益的这个已证明的数学期望值原理值得怀疑。圣·彼德堡悖论包括以下博弈问题：掷一枚“公平”的钱币直到第一次下面朝上，假如这是在第K次抛掷，则此赌博者得到2^k美元。问题在于：对参与这样一次赌博需要付多少钱。因为在第K次抛掷时，正面首先出现的概率为1／2^k（假设抛掷具有独立性，而收益为2^k美元。K＝∞，则此赌博的“期望值“M＝∞，即收益的数学期望是无穷大。然而根据观察，如果价值单位是美元，就可以看出，对大部分人会在心理上赋予这场对策的价值，即他们为得到这笔随机的预期收益而愿意付出的代价，皆在20美元以下。显而易见,在收益的数学期望与观察到的乐于支付之间产生了“悖论”。

为了说明这个悖论，丹尼尔·伯努利利用基数效用U（C＋g_i）的数学期望来代替货币收益的数学期望，其中C作为局中人的资本，于是上述公式被伯努利议程所取代：

U（C＋V）＝∑P_iU(C+g_i)

这里，V是心理上给予随机收益的货币价值，伯努利建议赌博者的目标不是使其预期收益极大化，而是收益的对数期望值极大化，即以对数式U＝log（C＋g_i）作为基数效用。

这样，就能证明近似地存在： V≈a＋[logC/log2]，若a＝0.942，则当C等于10000或100000时，V分别近似为19或18美元。这种考虑赌博的预期效用，而不考虑期望值的思想，也是预期理论的基础。

严格地说，伯努利所主张的对数效用，并没有解决悖论问题。如果效用是无限的，那么它总可以找到一个相应的发散级数。同时，伯努利也并不是第一个采取这种解决问题方法的人。瑞士数学家加布而里埃尔·克拉默（Gabrial  Cramer）早在1728年给尼古拉斯·伯努利（Nicholas  Bernoulli，丹尼尔的表弟）的信中就提到：假如效用既是有界限的，又与货币价值的平方根成比例，那么心理预期将是有限的。尽管效用解决方法受到达莱伯特（D'Ablembert）以及19世纪在涉及心理预期和悖论的概率论方面绝大多数理论家最初的和偏执的批评，但通过伯努利的论文这一解决方法还是载入了文献。

除了伯努利·丹尼尔的这项实验，另有两项最有影响的早期实验研究，代表了经济学实验方法发展的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张伯仑（Edward  Chamberlin）在1948年对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二是莫斯特勒（Mosteller）和诺杰（Nogee）在1951年所进行的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研究个人偏好（选择）的实验。

1948年，张伯仑（Edward  Chamberlin）为研究垄断竞争在哈佛大学首次组织了经济学的实验研究。这项实验对现代实验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据张伯仑自己的说明，他在实验中的假设动机与流行的正统的经济观点正好相反，即市场运行的结果将总是与竞争均衡不一致。在市场中，那种“完美性”的均衡是不存在的。

张伯仑根据每一个买家和卖家对某一种不可分割的商品单位的保留价格，创建了一个“实验性市场”。即对买家而言，若低于此价格买进，他将获益，对卖家而言，若高于此格位卖出，他将获益。这个交易点（价格）产生于买卖双方自由谈判的结果。张伯仑指出，从总体上说，当卖家的保留价格决定商品的供应曲线的同时，买家的保留价格决定商品的需求曲线，从而竞争均衡才能被明确地建立。

张伯仑的这一项实验据称包括46个均衡价格略微不同的市场。他指出，其中42个市场中，交易成功的商品单位价格大于竞争价值，而只有4个市场中二者达到均衡。同时，在其中39个市场中，平均价格低于竞争价格，而只有7个市场中的平均价格与竞争价格二者达到均衡。他认为真实市场交易中价格和价值的背离，与假设的竞争均衡之间，存在有规律的差异性。同时，他还指出。这个结果使得他必须声明纠正自己在1933年所作出的“当市场不能达到价格和价值均衡时，通常买卖双方就不会发生交易”的观点。因为事实上，一个买家往往会发现他原先意向中的卖方，已经在低于“均衡价格”的价位上与其他买家达成了交易。张伯仑对于这个实验结果态度悲观，并且放弃了进一步实验的打算。

不过，张伯仑也谨慎地说明，他的研究结果尚是不成熟的，因为供求曲线的形成是一个十分敏感而又复杂的问题。

在张伯仑报告他的实验后若干年里，用供求曲线方法建立“实验性市场”的技术被广泛应用。尤其是他所提出的“竞争均衡”这种可以通过预测而实际建立的交易环境理论，为人们所精确地了解了。确切地说，张伯仑的实验向我们展示了实验魅力所在，即在实验环境中，理论预期可以精确由实验者把握。

对于不确定性及偏好的研究，集中在检验冯·诺伊曼-摩根斯特恩-萨维奇（Von Neimann-Morgenstern-Savage）的主观预期效用理论中。1951年莫斯特勒（Mosteller）和诺杰（Nogee）的实验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即效用理论可以足够近似地说明个人的选择行为。它在期望效用理论中探讨了索斯顿已经检验过的序数效用理论。巴特利奥（Battalio）、卡格尔（Kagel）及其他人在1973年及1975年应用人及应用动物来检验斯卢茨基-希克斯（Slustky-hicks）关于商品需求及劳动供给偏好的论点，是运用实验方法的先驱。在70年代，一系列大规模的现场实验把个人偏好的实验研究扩展到了测量所得税等因素对于劳动供给的影响，以及测量对电力、住房和医疗服务的需求。

    大约在二十世纪中期，随着把实验室实验引入经济学方法中，经济学开始发生变化。在这个萌芽期的研究中，经济学家及一位心理学家悉尼·西格尔（Sidney Siegel）直接对市场经济理论所内含的命题进行实验设计和检查。这是经济学家第一次努力把可验证的知识引进来使了解市场成为可能。

价格形成机制，不仅中国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关心，西方经济学家们也一直在微观的层面上关心这个问题。市场机制作为上帝的“看不见的手”，通过一般均衡的实现达到帕累托最优配置。为了改进市场机制，实验经济学家设计并研究了各种有关价格机制问题的实验。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悉尼·西格尔（Sidney Siegel）和弗兰克（Fouraker）在实验经济学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被人们认为是具有广泛意义的。

西格尔（Sidney Siegel）和弗兰克（Fouraker）于六十年代初做了一系列的关于买卖双方如何通过价格和数量的协约去达到双边收益的实验（在这类实验中，买卖双方都被给予每一项可能的价格和数量的报价表）。他们认为，传统经济学无法对垄断企业的双方议价行为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为此，他们谨慎地设计了一系列实验，以对从各种古典经济学理论．博奕理论．心理学理论，以及斯契林（Schelling）的早期实验经济学理论中得出的大量的关于双边垄断企业议价的假设作出区分。在他们这些著名的实验中，其中之一就是议价双方都提供给对方包含充分信息的报价表。他们对下面的三种情况进行了比较：

①     议价双方都只知道自己的报价表；

②     议价双方中只有一方知道双方的报价表；

③     议价双方都知道双方的报价表。

从对以上三种情况的比较中，他们发现，随着信息量获得的增加，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可能性也同时上升。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格尔（Sidney Siegel）和弗兰克（Fouraker）的实验中，有两个方法论问题尤其引人注目：

第一，            他们付出某种代价去保证实验参与者在匿名的情况下作出行为，以避免某些不可控制的社会因素介入实验过程；

第二，            他们不仅仅满足于跟踪那些不断变化的议价主体的付款行为，而且进一步调查研究因这些主体采取不同的决策从而发生变化的付款数量所产生的实质性收益（帕累托最优）。

他们还考虑到假设数量的选择比“帕累托最优”略多或略少的情况，并且指出：首先，

在他们所使用的价目表上，这种不同是很小的，然后他们推测这种围绕着“帕累托最优”的变异情况对于议价主体而言，是不会被认为会成为继续作进一步谈判的障碍的。

西格尔（Sidney Siegel）和弗瑞克（Fouraker）宣称，他们的资料完全是因他们特别的研究目的需要而收集的。因为在关于双边垄断企业义价的实验中，那些自然主义的资料尤其不可能被用来检验实验模型的。当代著名实验经济学家艾尔文·罗斯（Alvin Roth）教授说过：“我认为，西格尔（Sidney Siegel）和弗瑞克（Fouraker）关于实验经济学的这些观点，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经济学的实验方法也给经济学家带来一种直接责任，即把可控制的过程作为生成科学数据的重要来源。从理论上说，这些过程也可以由其他经济学家再次重现。这一发展使经济理论家提出一个新的学科——实验经济学以及数据采集过程的新的严格标准。

1988年，毛里斯·阿莱因其“阿莱悖论”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进入高潮期。

1993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了第一部实验经济学研究生教科书（Experimental Economics, by Davis and Holt），该书具体探讨了实验方法的运用问题，内容主要包括八个部分：（1）决策和博奕；（2）双口头拍卖市场；（3）明码标价市场；（4）议价和拍卖；（5）公共产品及外部性；（6）信息对称；（7）风险情况下的个人选择；（8）经济行为和实验方法：概述和展望。该书的出版标志实验经济学的成熟。

（二）实验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方法

1，  实验在个人选择理论中的应用

A，早期研究

正式的关于个人选择理论的实验，至少可追溯到1931年索斯顿（L.L.Thurstone）所进行的实验，他使用心理学研究中通用的实验技术来探讨关于偏好的无差异曲线是否确切地代表了个人的选择行为，最后他的结论是肯定的。

期望效用理论进一步指出，这一点仍可进行更有力的实验。简单地说，期望效用理论根据人们对于承担风险意愿的差异，把人们分为三类，即风险喜好者，风险中性者和风险规避者。并且认为，对于风险承担意愿一定的理性消费者而言，此人在选择任意两个不定事件时，总是选择其中期望效用或效用较大的那一个。应该说，个人选择理论的实验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各种对期望效用理论所进行的不同实验，如1948年普雷斯顿（Preston）和巴勒特（Baratta）、1951年莫斯特勒（Mostellert）和诺杰（Nogee）、1953年艾丽斯（Allais）、爱德华兹（Edwards）、1954年梅（May）、1957年达维德森（Davidson）、萨坡斯（Suppes）和西格尔（Siegel）、1959年达维德森（Davidson）和马斯恰克（Maarschak）所进行的实验。[i]同时，在这些早期的实验中，如1951年莫斯特勒（Mosteller）和诺杰（Nogee）的实验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即效用理论可以足够近似地说明个人的选择行为。它在期望效用理论中探讨了索斯顿已经检验过的序数效用理论。

B，对期望效用理论的系统背反

Ⅰ，阿莱悖论

1953年阿莱（Allais）提出了与以往的期望效用理论相反的观点，被经济学者称为“阿莱悖论”。“阿莱悖论”认为，关于个人选择行为的实验，不仅可以用来检验个人选择理论，而且还可以用来说明个体选择中的理性行为。他以举例说明了“一般逻辑效果”。最著名的的阿莱实验，要求实验参加者在以下两套方案中进行选择，第一套方案A1和A2分别是：

    方案A1：100%的可能性获得100万法郎；

    方案A2：10%的可能性获得500万法郎，89%的可能性获得100万法郎，1%的可能性一无所获；

    第二套方案B1和B2分别是：

    方案B1：11%的可能获得100万法朗，89%的可能性一无所获；

    方案B2：10%的可能性获得500万法朗，90%的可能性一无所获；

根据期望效用理论，一个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实验参加者如果在第一套选择方案中偏好方案A1的话，在第二套选择方案中必定也偏好方案B1。其基本原理见下图（略）。

在阿莱悖论实验以后，又出现了数百个实验，用于解释关于个人选择理论实验数据的各个部分。相对来说，用于确定效用理论是否在不同领域都具有足够的相似性的实验工作就不是很多。但是，它们都指出了效用理论在经济理论中的重要性，这一点，引发了经济学者们对此更大的重视。

1979年，麦克·克里姆（MacCrimmon）和拉森（Larsson）回顾了若干公理体系和实验证据，提出了新的数据来论证阿莱悖论的稳定性。他们发现在不同参数下，阿莱悖论所提出的“一般逻辑效果”还是相当稳定的。当然，在极端的报酬和概率条件下，最具生命力。根据阿莱悖论，他们又研究了一个第二“一般比率效果”问题：模拟阿莱悖论实验，他们在实验中提出了两套新的选择方案，第一套方案C1和C2分别是：

方案C1：100%的可能性获得1000000法朗

方案C2：80%的可能性获得5000000法朗，20%的可能性一无所获

方案D1和D2分别是：

方案D1：5%的可能性获得1000000法朗，95%的可能性一无所获

方案D2：4%的可能性获得5000000法朗，96%的可能性一无所获

他们注意到在方案C1和方案C2中，赢钱的概率的比率1/0.8,与方案D1和方案D2中的比率0.05/0.04,是相等的,因此他们将这一现象定义为“一般比率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选择C1＞C2，D2＞D1。

以后的实验证明，麦克·克里姆（MacCrimmon）和拉森（Larsson）所提出的“一般比率效果”较之阿莱所提出的“一般逻辑效果”的稳定性差。当方案C中赢钱的概率大大不同于方案D时，绝大多数选择背反了“一般比率效果”。但是背反的比率下降到三分之一或略低于报酬和概率的特定下降。但是，麦克·克里姆（MacCrimmon）和拉森（Larsson）的证明恰恰明白地说明，对期望效用理论背反的比率可能随着选择参数的变化而大幅度地变动。这一点，也为学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指明了方向，并且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提出新的理论。

Ⅱ，其他悖论

随着阿莱悖论引起的一波争议，第二波有关心理证据的争议也开始出现了，甚至作为一种描述性的理论来更激烈地批评期望效用理论。一个接着一个的实验，选择主体开始采用较之期望效用理论更简单的过程或程序来进行选择。例如，1968年斯洛维克（Slovic）和力切特斯汀（Lichtenstein）的研究中，赌博的价值是通过一个附加的概率和结果的组合来确定，而不是赌博本身的结果。甚至在1969年斯洛维克（Slovic）、力切特斯汀（Lichtenstein）和辛克（Zink）的实验中，即使告知选择主体赌博者的期望价值时，也是如此。

在一些实验中，如1969年妥佛斯基（Tversky）的实验中，选择主体通过比较不同方案赢的概率及其结果来对方案进行不可逆的排序。1991年，鲁姆斯（Looms）、斯塔默（Starmer）和萨哥登（Sugden）提出了一个最近的说明。在他们的实验中，许多选择主体选择（0.6，￡8）＞（0.3，￡18），以及（1，￡4）＞（0.6，￡8）。但又同时选择（0.3，￡18）＞（1，￡4）。这一循环解释了在三组选择方案中进行选择17%与此类似的结果。对此,可能的制度性解释，就是只要报酬相近，这些选择主体就选择概率大的方案。然而，对于（0.3，￡18）＞（1，￡4）这一选择，只能说是因为￡18的报酬远远大于￡4。在一些不确定条件下的多重选择实验中，譬如寻找公寓，选择主体并未被告知每一个选择方案的分配价值，就好象租金是按套算，还是按面积算。除非选择主体主动提问要知道具体的价值。强迫选择主体自己去寻求信息，是一种基本的衡量他们的信息搜寻和从思维过程作出推断的方法。追求效用最大化的选择主体将去搜寻一切可能的信息，然而大多数选择主体并没有这样去做。（见1976年培恩的实验。）相反，选择主体通常选择一种简单的因素。如租金，他们只是根据其愿意支付的最低限额，超过这一限额就作放弃论，而从不过问所放弃的这些公寓其他的一些优秀品质。

Ⅲ，预期理论

预期理论，是1979年卡内曼（Kahneman）和妥佛斯基（Tversky）提出来的。他们复制了阿莱的一般比率悖论，并介绍了其他一些悖论。预期理论包含四大元素，即一个编辑阶段，规则要么支配选择，要么在赌博被估价前改变它们；一个偏好点的选择，并由此决定赢利或损失的数额；对赢利或损失的无风险价值曲线；非线性地衡量可能性并能用于对结果、对评估赌博产生决定性作用的曲线。预期理论的这四个要素，都源自实验证据。

该理论的要点在于，人们主要是根据一个偏好点来估价，而不是价值曲线。（见1952年马克威茨（Markowitz）的实验报告）。它扩展到对据以作出生理判断的实验证据的财务控制，就好象亮度和热度，人们通常根据自身的适应程度来对其变化作出反应，而不是其绝对限度。（见1964年荷尔森（Helson）的实验报告）。就如很多人宣称的，在期望效用理论的应用于财富地位的价值远高于财富的变化这一选择中，不存在绝对的公理。但是，从资产组合情况看，这一论断又可以视为合理选择的基本原则。此外，我们也很容易就能举出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一个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的人将会作出连续的一系列的次优选择，当他把变化看得比财富地位更重要的时候。（见1986年卡内曼（Kahneman）和妥佛斯基（Tversky的实验）

2，实验在偏好倒置理论中的应用

所谓“偏好倒置”，指的是预期评价与实际选择不一致的现象。具体地说，这种反常现象能在抽彩给奖法中发现。当人们被问及在哪种价位上会买进或卖出哪一种彩票时，他们往往会选择价位较高的那一种。但是，当实际去买进或卖出的时候，他们却选择了另一种。

“偏好倒置”是斯洛维克（Slovic）和力切特斯汀（Lichtenstein）在1968后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的，即彩票的不同估价方式是怎样被彩票奖额，以及获取奖额的可能性所分别决定的。他们所假设的彩票类型，用于分析有多少人会为那些可能会导致较大损失的彩票付钱，同时又有多少人会为那些可能会中彩的彩票所吸引。他们认为，这种差异，是产生于当人们评价彩票和他们为这个彩票实际付钱两种不同状况。也就是说，当实际付钱购买彩票的时候，人们所关注的是彩票的奖额。但是，在让他们选择的时候，情况未必如此。

这个问题引发1971年斯洛维克（Slovic）和力切特斯汀（Lichtenstein）的一项实验研究。在这项研究中，“偏好倒置”这个概念被第一次正式提出。

这项实验描述了一个博彩的过程。博彩是由不同的议价过程所构成的，在这个博彩过程中，参加者将评价两种博彩，并选择方案的一种。但是，在实际付钱的时候，他们却都选择了另一种。比如，有两种博彩方案A和方案B：

方案A：有99%的可能性赢1美元和1%的可能性输掉1美元。

方案B：有33%的可能性赢16美元和67%的可能性输掉2美元。

显然，选择方案A赢的可能性更大，但奖额较小；而选择方案B则一旦赢的话，将赢得更多，但是赢的概率却相对较小。如果这种选择是根据赢的可能性和投入钱的多少决定的，博彩者就可能选择方案A，但是实际上付钱的时候，他反而会选择方案B。

为了检验这种推测， 他们进行了三个实验。

第一，         实验参加者被告知两个选择方案A和B的精确价值（方案A、B所代表的价值同上），并且选择其中一个。然后，参加者只给予一个博彩方案，并且要求说出愿意卖掉它们的最低价，而不是自己投资。同时，参加者亦被告知，所有的彩票都是假设的，并不需要他真的买进或者卖出。结果是这样的，73%的人做出了通常可预计的“偏好倒置”，当每次选择的时候，是选择方案A，而实际投资的时候却选择了方案B。相反，那些选择的时候选择方案B，而实际投资的时候投资方案A的比率极小，只有17%的人出现了这种“偏好倒置”。

第二，         第二个实验与第一个实验相似。但是，是买进彩票示而不是卖出彩票。人们被要求回答在哪个价位上他们会买进彩票，这时的彩票价格就偏向于比第一个实验中卖出价格更低的价位，而且这种降价更根本的是对方案B而言。由此，导致选择方案A而投资方案B的这种“偏好倒置”现象出现比率的减少，而选择方案B而实际投资方案A这种“偏好倒置”现象出现比率的增加。

第三，         第三个实验的目的倾向于激发实验参加者的参与热情，所有的结果都被要求在实验结束的时候予以兑现。但是，参加者并不被告知他们被兑现的比率。实验结果，再次显示了选择方案A而实际投资于方案B的高比率，以及选择方案B而实际投资于方案A的低比率。在这个实验中，值得注意的一个要点是博彩参加者对于他们卖出的每一张彩票的销售价格的真正关心。每一个参加者都被告知他希望的销售价格将与由轮盘赌机所随机决定的价格相比较，如果这种随机决定的价格高于参加者所希望的销售价格，那么参加者将根据这种随机决定的价格卖出彩票。如果这种随机决定的价格低于参加者希望的销售价格，那么，参加者可以保留他的彩票。

根据这三个实验，斯洛维克（Slovic）和力切特斯汀（Lichtenstein）概括道：“偏好倒置”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它不仅与效用理论冲突，而且也与所有现有的决策理论不一致。它表明了经济主体通常会有的在价格基础上的定位与调整行为，也就是说，首先他们根据可能赢钱的数额进行选择，然后，根据并非肯定能赢到手的钱数进行调整。在这种情况下，之所以出现“偏好倒置”现象，是因为这种调整总是滞后的。

1971年，林德曼（Lindman）进行了一个与斯洛维克（Slovic）和力切特斯汀（Lichtenstein）所做的相似的实验。通过一组饮食一些负的期望价值的彩票，并取得了斯洛维克（Slovic）和力切特斯汀（Lichtenstein）实验相似的结论。

不久，斯洛维克（Slovic）和力切特斯汀（Lichtenstein）通过使用一定数量的现金，以及一群完全不同于以往实验所采用的实验参与者来检验以前的实验结论。在以前的实验研究中，实验参与者都是大学学生，而在这个新的实验中，实验参与者则是拉斯维加斯的志愿赌徒。斯洛维克（Slovic）和力切特斯汀（Lichtenstein）这样描述实验环境：

实验场地设地四个皇后赌场的大厅，实验由一个专业的发纸牌者操作，志愿者们知道这次赌博只是一项科学研究。每一次只能有一人参加赌博，并且在赌博过程中可随时中止。在赌博开始时，志愿者被要求选择其筹码价值。每个筹码分别代表5美分，10美分，25美分，1美元和5美元。一旦选定，则筹码价值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不变，志愿者被要求购买250个筹码。如果在实验过程中，需要更多的筹码，发牌者可以卖给他。当志愿者要求退出实验，或实验结束时，志愿者的所有筹码都可以兑换成现金。

在实验的选阶段，每一个志愿者都同时面临四个博彩方案，每一个博彩方案都有着确定的期望价值。其中，二个正的二个负的。志愿者被告知从中选出一个正的和一个负的期望价值博彩方案。同时，这一过程有轮盘赌机的帮助。

在实验的定价阶段，志愿者可以提出一个价格，比如说：“我愿意付给发牌者    筹码来购买这一彩票”，或者“发牌得必须付给我    筹码才能取得这一彩票”。同时，出示相应数额的筹码。发牌得同意或者不同意，以及双主讨价还价的过程就决定了两者的交换价格。因此，对于一个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志愿者来说，占优策略就是说出其真实的保留价格。同样的，预期的“偏好倒置”经常出现，而非预期的“偏好倒置”则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