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A2的购买者是一个买方垄断者，公众为获取足够的“共同购买物品”，就必须自己掏腰包支付差额t。

一方面，由于政府作为公众的代表对这种“共同购买物品”进行了支付，就自然要在购买合约中体现其要求，这些要求通常表现为价格限制、对供给品的质量要求，为了实现这些要求，需要进行监管，而为降低监管费用，对供给者资格进行准入限制，等等[1]。其他导致公众对A2的需求的扩大速度超过普通物品A1的市场需求扩大速度的情形出现时，政府的这种行为也会发生。

另一方面，政府对差额t的购买也可能表现为“补贴”的形式，但由于是“购买”的性质，这种补贴必然是与购买量挂钩，而且由于有其他买家的竞争，通常不能对A的价格进行有效的管制。

上述逻辑可以表述为如下的可证伪假说：

假说Ⅳ：对于与普通物品捆绑销售的“共同购买物品”，如果普通物品的供给者是卖方垄断者，则政府资助供给者，并以出资人身份参与对“共同购买物品”的数量和质量；如果供给方是众多的竞争厂商，则当公众对购买“共同购买物品”的需求的扩张速度超过对普通物品的市场需求的扩张速度的时候，政府就出资购买“共同购买物品”并对价格、质量以及供给者的准入资格进行限制，也可能会出现政府补贴，但这种补贴必然与产量挂钩。

这个假说也获得许多经验证据的支持。例如，口罩是一个普通物品，平时政府是对其价格不予管制的。但在“非典”袭来之际，一种“公共卫生”被大众所共同购买，但“公共卫生”这种“共同购买物品”需要与口罩这种普通物品捆绑销售，这时政府就对其价格进行管制了。

粮食在平时也是一种普通物品，但在大饥荒来临之时，一种“防止社会治安恶化”的“共同购买物品”就产生了，并且依附于“粮食”这种普通物品之中捆绑销售，这时就往往看到政府管制粮价、限制粮商囤积粮食等等管制措施出台。

近期国家对饲养生猪者的补贴也是按照饲养量进行的。类似的现象还有：国家对退耕环林者的补贴、政府对公立学校的经费补助等等[2]。

另外，由此假说我们可以推出一个政府的“转移支付推论”：在一个国家内，当落后的地区与先进地区的差距拉大时，落后地区的某些普通物品的供给不足，因而捆绑于这些普通物品的某些公共购买物品的供给也不足。但这些公共购买物品是全国公民的共同需求，因此，上一级政府将出资增加这些物品的购买。这就是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理论依据。这会表现为落后地区的财政收入占总产出的比重比较高。